1983年，廣州市南越王墓的驚世發現，喚醒了嶺南一段塵封的遠古記憶——從秦始皇揮師南征到趙佗“絕道立國”，從推行“和輯百越”的民族融合方略到實踐“同制京師”的宏圖壯志，這不僅僅是一份被時光完美封存的歷史提綱，更是一份來自祖先的珍貴饋贈。如今，它們以文物的形式展陳于南越王博物院，佇立于時光的渡口，仿佛能觸碰到2000年前的風，感受到時間的呼吸，如同聆聽一部娓娓道來的史詩。

南越王博物院合計建筑面積為4萬平方米，展示南越文王墓、南越宮苑、南漢王宮等考古遺址，承載著嶺南文化2000余年的歷史底蘊，更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見證。

館墓合一——世界建筑精品

在廣州市越秀區解放北路上，一座紅砂巖建筑格外引人注目——這便是著名的南越王博物院。其前身可追溯至1988年建成的南越王博物館和2014年建成的南越王宮博物館。1983年6月，人們在越秀區解放北路施工時意外發現了南越國第二代國王——文王趙眜（趙胡）的墓葬。為保護這一珍貴遺址，發掘完成后，廣州市人民政府決定就地興建遺址博物館。

南越王博物館的設計重任，落在了已締造多座廣州經典建筑的著名建筑大師——莫伯治先生肩上。作為世界公認的中國當代著名建筑師之一，他和他的作品被譽為“嶺南建筑之光”。

南越王博物館的設計，面臨很多難題——墓室位于廣州繁華地段的小山丘上，四周高樓環伺，可用空間極其有限。在如此狹小的地塊內，既要原址保護墓室，又要興建展館陳列文物，更要彰顯其獨特價值，且無任何現成模式可循。

為此，莫伯治在深入研究后，廣泛借鑒中外古今紀念建筑的精華，尤其是從漢代石闕、埃及神廟闕門等造型中汲取靈感，由此開啟了建筑設計“新表現主義”的探索與嘗試——設計嚴格遵循《威尼斯憲章》原則，確保新建部分與歷史遺跡在形態上清晰可辨，真正做到“不以今損古，不以假亂真”。

古墓作為博物館整體布局的中心區，其上方用鋼架結構、金屬玻璃罩建造了防護性大棚，與墓室遺跡結構有明顯的區分。考慮到墓主人與漢武帝處于同一時代，金屬玻璃蓋頂作覆斗形的幾何形體——這一造型直接呼應了漢武帝茂陵的形制，同時巧妙隱喻了古墓原址上方的覆土封丘。

展館石闕和回廊、墓室護墻等部位采用了與原有墓室結構材料類似的紅砂巖，可謂別出心裁。臨街的博物館正立面，用了1300多塊紅砂巖砌筑成石墻，當中留出一線通道，作為展館大門的入口。左右兩堵石墻猶如兩座石闕，聳立在高臺階上。墻面上是由著名雕塑家潘鶴雕刻的兩幅巨型浮雕——高達8米的男女越人頭頂日月，赤足踏蛇，姿態威嚴，象征驅逐邪惡，宛若守護門神，其下方左右分踞一對蓄勢欲躍的圓雕石虎。這些雕刻的原型均源于墓中出土文物——屏風構件、玉璧與錯金銘文虎節，它們將典型的越、漢、楚文化意象，凝練地呈現于展館入口。

在古代，嶺南是越人的聚居地，刻在主體陳列樓東西兩面石墻的“越人善作舟”之作，則源自出土的銅提筒上的刻畫。這處細節，不僅點明了嶺南先民的智慧，更直接呼應了廣州作為中國南部海上交通樞紐的悠久歷史。觀眾在正式踏入展館大門前，便能觸摸到嶺南古文明的實體印記。

步入展館，一條44級的筆直蹬道迎面延伸，正對古墓核心區。這肅穆的通道，象征著古代帝王陵墓前的神圣神道。呼應這一意象，大門外矗立的巨幅越人浮雕與蓄勢石虎，恰如神道兩側守護的石人石馬，昭示著墓主的尊崇地位。這一設計，將嶺南這片古越人聚居地的歷史底蘊與中原帝王禮制巧妙融合。

南越王博物館在回顧傳統的基礎上，以現代手法表現其紀念性和對2000多年前歷史文化的傳譯，既突出了歷史感又保持了地方色彩，成為嶺南現代建筑的輝煌代表。1999年，在國際建協第20屆世界建筑師大會上被評為“20世紀世界建筑精品”。

2021年9月8日，原西漢南越王博物館、南越王宮博物館合并組建成南越王博物院（西漢南越國史研究中心）。兩館合一，共同肩負起弘揚嶺南文化的重任。

趙佗佐秦——嶺南納入中央王朝

作為20世紀80年代我國重大考古發現之一，南越王墓的發現不僅成就了一座獨一無二的博物院，也激活了嶺南大地的一段遠古記憶。

“十四年屬邦工□蕺丞□□□”，這是一段穿越時空的銘文，它鑄刻在展廳內青銅戈上，訴說著一個關于權力、制度與戰爭的故事，雖然時光在它身上沉淀出斑駁的綠銹，但銅戈的形式、銘文體例、字體結構無不昭示著不凡的出身。青銅戈由秦中央督造，而那銘文中的紀年——“十四年”，宛如一聲沉重的歷史鼓點，敲定在秦始皇十四年（公元前233年）。在那個風云激蕩的時代，它是征伐的親歷者，2000多年后的今天，它所銘記的，正是華夏歷史的關鍵篇章——秦統一嶺南之役。

公元前221年，在蕩平六國平定中原后，秦始皇便把目光投向了北方的匈奴和嶺南的百越。于是，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決定發兵嶺南，一統百越。秦軍在主帥屠睢的帶領下，50萬大軍兵分五路進攻嶺南，而當時的副帥則是一個年僅21歲的青年，名叫趙佗。

但戰爭進行得并不順利，南方的深山密林里潮濕而又酷熱，加上補給不暢，戰況異常艱難，主帥屠睢也不幸戰死。為了解決秦軍的糧草、裝備等供給問題，秦始皇下令開鑿靈渠。公元前214年，靈渠鑿成。同年，秦始皇任命任囂為新任主將，與趙佗繼續進攻廣西地區的西甌、駱越各部落，最終完成了平定嶺南的大業。這是嶺南首次完整納入中央王朝版圖，秦始皇在嶺南地區設立桂林、象、南海三郡，以番禺（今廣州）為南海郡治，委任任囂為南海郡尉，趙佗為龍川縣令，三郡皆受任囂節制。

然而秦末風云突變，公元前209年，秦二世的暴政催發了陳勝、吳廣為首的農民起義，六國后裔也乘勢而起。面對中原混亂的時局，任囂提出立國以隔絕中原戰火，然其未及實施便病重垂危。臨終之際，任囂緊急召見心腹龍川令趙佗，委以代理南海郡尉之職。任囂病逝后，趙佗一方面“絕道”“閉關”，毀棄秦朝修筑的南北通道，斷絕與嶺北聯系；另一方面，“擊并桂林、象郡”，重新整合秦置嶺南三郡，基本統一嶺南。

公元前204年，趙佗定都番禺，建立幅員千里的南越國，自稱“南越武王”，為存續95年的南越國奠定了基石。

和輯百越——南越歸漢

南越國建立伊始，當時的嶺南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推動當地發展便成為了趙佗的首要任務。但趙佗深知，振興嶺南之基在于民族融合，遂推行“和輯百越”的民族政策——首先是讓越人參政，任用當地有威望的越人首領。其次是遵從當地習俗。趙佗宣稱自己是“蠻夷大氏老”，“棄冠冕而著越服”，剪發結髻。在趙佗的帶領下，其他南下的中原漢族官吏也紛紛接受了越族的風俗習慣。同時，鼓勵漢越通婚。最后是讓越人“自治”，此舉有效促進了漢越融合，同時百越文化與漢、楚、秦乃至周邊文化交融共生，最終在中華文明宏圖中孕育出獨具特色的嶺南文化支系。這種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社會生態，是涵養嶺南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礎，這對后世乃至近現代嶺南社會的發展，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而南越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同制京師”，積極仿效秦漢之制，同時也保留了一定的地域特色。

1995年，沉睡2000多年的南越王宮重見天日——這是中國迄今考古發現年代最早的宮苑實例。其都城遺址（位于今廣州越秀區中山路一帶）面積約為15萬平方米，主體可分為宮殿區和宮苑區。考古發掘于此出土大量“萬歲”文字的瓦當以及戳印“華音宮”“未央”的陶罐殘片。在此之前，南越文王墓還出土了戳印“長樂宮器”字樣的陶器。這些發現清晰地印證了《漢書·諸侯王表序》的記載——“籓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實證了南越國效仿中原王朝進行宮室營建和命名。

其中“華音宮”陶片尤為引人注目，此宮名未見于史籍記載，應是南越國自主設置。其宮殿名或與陸賈出使南越、修復漢越關系、為南越王趙佗帶來“華夏之音”有關。通過這些宮殿銘文，不難看出南越王對中原禮制的效仿和對故土的思念，雖然稱王南越，但趙佗從未自絕于中華。

漢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劉邦派遣著名辯士陸賈到番禺，游說趙佗歸附漢朝。《史記》中的《南越列傳》和《陸賈列傳》對趙佗受封有著基本一致的生動描寫。起初趙佗對漢使十分無禮，陸賈便細數趙佗的中原出身，結合楚漢之爭的歷史，指出南越和漢朝實力上的強弱懸殊，曉以情理，迫使趙佗改顏謝罪，最后趙佗接受漢朝授予的王印，對漢稱臣，并留陸賈在廣州“與飲數月”。

但呂后掌權后，漢越關系卻風云突變，呂后聽信讒言，實施“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政策，下令斷絕與南越國等“蠻夷”之地的商貿往來，嚴禁鐵器與雌畜輸出。此舉讓趙佗頗受打擊，“恨長沙王圖己”，決計發兵攻打長沙。戰事持續了一年多，直至公元前179年漢文帝即位，改行安撫之策，遣陸賈再為特使，攜親筆書信與厚禮出使南越。最終，趙佗在漢廷承認其“服嶺以南，王自治之”的前提下，取消帝號，再度歸附漢朝。在致漢文帝的回信中，趙佗解釋此前“敢妄竊帝號”不過是“聊以自娛”。他明確表示愿重修舊好，“長為藩臣，奉貢職”，并獻上大量南越珍寶。

在趙佗執政的60多年里，他銳意經營嶺南，大力引入中原農耕技術、傳播漢字禮儀，將文明火種播撒珠江流域，推動嶺南迅速從刀耕火種的氏族社會邁入農耕文明時代。他對嶺南文化奠基并成形及促進國家統一作出了重大貢獻，因此被后世尊為“嶺南人文始祖”。公元前137年，享壽百余年的趙佗溘然長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