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2萬年前馴化稻谷的星火微芒，到商周青銅重器跨越山河的文明遷徙；從馬王堆漢墓穿越千年的永生之謎，到近代博物館事業的百年求索——湖南博物院以文物為經緯，編織出一部“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史。這里凝固著先民仰望星空的哲思、鐫刻著禮樂南傳的密碼、回蕩著青銅鐃王的渾厚之音，更見證著近代中國從器物歸流到文明自覺的覺醒之路。
湖南博物院是湖南省最大的歷史藝術類博物館，是首批國家一級博物館，中央、地方共建的八個國家級重點博物館之一，有館藏文物18萬余件，尤以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文物、商周青銅器、楚文物、歷代陶瓷、書畫和近現代文物等最具特色。
“間”構陰陽——永鑄湘魂
歷史的時針回撥至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這一年，在維新思潮激蕩的晚清變局中，一座新興的文化機構——郴州學會博物院在湖湘大地悄然成立，這是湖南省的第一座博物館，雖然開辦不到一年，就因戊戌變法失敗而夭折，但它卻拉開了湖南文博事業的序幕。1904年，梁煥奎等12位湖南士紳決定在省垣再次興辦一所博物館，與圖書館、教育館合署，全稱為“湖南圖書館兼教育博物館”。在彼時救亡圖存的巨大民族危機下，博物館擔負起了開啟民智的歷史責任，正如梁煥奎在募捐啟示中的振聾發聵：“以無智識之民處生存競爭之世，危乎悲哉，不可說也。”當年在長沙求學的毛澤東，就常來此自學，他回憶道，“最大的收獲”是第一次“看見了世界地圖”。
1924年，湖南省教育會博物館正式開館，并于1927年正式定名為“湖南省立博物館”。然而，動蕩時局下，這座新興文化機構也命運多舛，1930年不幸毀于戰火，雖經多方努力卻終未實現重建，其短暫而坎坷的發展歷程也成為近代中國博物館事業艱難求存的縮影。這種艱難的局面直到一個新時代來臨才得到徹底改變——1951年3月，乘著文化事業重建的東風，湖南省博物館籌備處率先在留芳嶺百琴園掛牌成立，1956年，這座承載歷史使命的文化殿堂最終落址長沙烈士公園，由此開啟了湖南省博物館事業現代化發展的新紀元。
湖南省博物館真正蜚聲國際的歷史性突破出現在上世紀70年代初，馬王堆漢墓的考古發現以驚世之姿改寫中國考古史，數千件精美的文物和保存完好的漢代女尸的發現與出土，使湖南省博物館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為了更好展示這座世界級的墓葬所出土的文物，繼世紀之交新陳列大樓竣工后，2010年，湖南省博物館啟動第三次改擴建計劃，由國際著名建筑設計師磯崎新領銜設計。
2010年，磯崎新在長沙勘探完場地后，畫下了一張草圖，意象是森林上空漂浮著一座博物館，如同漂浮著一朵云。在磯崎新的理念中，建筑與空間從來都不是捆綁在一起的，也不是靜止的，而是以生命的形式不斷向外延伸、向上生長。這位對中國文化頗有研究的建筑大師表示：“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學習到的中國文化與現代主義建筑結合，展現出中國與西方與世界之間的一種交流。”
雖然當時的項目名為湖南省博物館，但卻是以馬王堆漢墓群出土的文物為主體，而馬王堆漢墓群又以辛追夫人為核心，在磯崎新看來，“馬王堆不只是馬王堆里面的展品，墓坑本身也在這里展示，墓坑其實就是一個建筑空間，歷史就是從這里開始的”。因此，他以辛追夫人和她曾經安息的墓坑為突破，按1:1的比例將辛追夫人的墓坑搬進了博物館，并巧妙地融入到了觀展流程。
當游客沿著狹長的扶梯緩緩上行，到達三樓馬王堆漢墓陳列的入口處，會發現光影在此時區分了陰陽兩個界面，身后落地窗外可以看到陽光下的市井繁華，面前暗色中是靜默如初的馬王堆展廳，它們被清晰區分，卻又被巧妙銜接，這種交替變化意味著生命的延續和循環，而這正是磯崎新設計新湘博的核心理念——“間”的內涵和表現，當人們從陽走進陰，就像從現實世界走進了2000多年前的世界。
三樓展廳呈回字形，圍繞等比例復制的墓坑排列，這里陳列著辛追夫人一家日常生活的器物，在三樓參觀路線的末尾，人們會與巨大的墓坑相遇，之后乘坐扶梯緩緩下行，在二樓的夾層會看到辛追夫人的四重棺，再緩緩下行到一樓，迎面便是辛追夫人巨大的木槨，在木槨的后方將迎來觀展的高潮部分——辛追夫人。
這種突破性的文物展陳范式，不僅重現了漢代諸侯葬制的恢弘氣象，更以物質空間重構的方式激活了文化遺產的當代敘事。但磯崎新的建筑語言或許還表達了另一層深意——當夜幕降臨，人們從高空俯瞰新館時，會看到一個非常微妙的畫面，浮在上面的大屋頂看起來就像是棺，四周的建筑構成槨，整體看上去就像是“棺入槨”的戲劇性瞬間。這與2000多年前辛追夫人下葬時的瞬間完美呼應，當過去、現在、未來連綴閉合成永恒，這既是作者向歷史的致敬，或許也是辛追夫人向往的永生。
2022年7月30日，在馬王堆漢墓考古發掘迎來五十周年紀念日之際，湖南省博物館正式更名為湖南博物院。
碳化稻谷——稻作之源的文明史詩
流水環郭、城墻高聳、阡陌縱橫、屋舍儼然——眼前這幅景象是湖南博物院復原的城頭山古城模型，這座沉睡于常德澧陽平原的史前遺址，不僅完整保存了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時期（距今6300年~4500年）的文明印記，也是中國迄今發現最早的史前城址，被譽為“中國最早的城市”。
或許人們很難想象，照亮長江流域早期城邦文明的，竟會是展柜中兩顆毫不起眼的碳化稻粒。當人們的目光習慣性掠過農耕文明樸素的表象——那些春種秋收的循環往復，卻往往忽略了泥土之下深埋的文明密碼，那看似微不足道的稻粒背后實則是一場跨越萬年的文明長征。
與今天人們看到的顆粒飽滿不同，稻米最初的形態也只是路邊的一株野草，正是經過遠古先民們漫長而艱辛的探索馴化，才有了今天的樣子。那究竟是誰最先敏銳地發現了野生稻的食用價值？又是誰最先馴化了水稻？湖南道縣的一個神秘洞穴——玉蟾巖給出了答案。1993年11月17日，考古人員在這里發現了一顆碳化植物顆粒，經過年代測定，這竟是一顆生長于1.2萬年前的稻谷顆粒。
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里，關于稻作農業的起源，一直是學界充滿爭議的話題。直到20世紀70年代，我國河姆渡遺址發現的大量木制和骨制農業生產工具，為人們還原了距今7000年前先民們在水田中種植水稻的圖景，稻作起源自此被鎖定在了長江中下游平原。
玉蟾巖的發現再次改寫了人類種植水稻的歷史，此后人們又在玉蟾巖發現了兩顆稻谷顆粒，雖然前后僅有5顆稻谷顆粒，但它們身上所保留的早期稻作農業的珍貴信息卻足以轟動世界，這些稻谷顆粒與野生稻顆粒相比，在形態上已經發生了變異，呈現出大顆粒型，這是遠古先民們最早干預野生稻變異方向的選擇。
或許玉蟾巖的先民不會想到，他們這種有意識的栽培，已經永久地改變了歷史的走向——它讓人類慢慢地離開了幽深的洞穴，走向了開闊的曠野，也看到了更大的世界。此時，一場偉大的“農業革命”在悄無聲息中拉開大幕，湖湘大地上的遠古先民們踏上了馴化水稻的偉大征程……
在湖南澧縣八十垱遺址，人們在一處8000年前的人類居所內發現大量的稻種遺存，其胚長與現代的栽培稻已經比較接近，這些籽粒飽滿的碳化稻谷顆粒，意味著八十垱遺址的先民們已經開始培育良種了，而且還發現了大量用于耕種的鏟形器等；在城頭山遺址，考古人員發現了距今6500年左右的水稻田；在湖南澧縣雞叫城遺址（距今約5300年～4000年），人們發現了大量碳化谷糠和完整的稻田灌溉系統。
透過長江中游地區人類馴化水稻的歷史進程，我們依稀能看到遠古先民的生活圖景：他們播下稻種，從此不再被動等待自然的賜予，而是主動參與到萬物生長的進程中，尋找規律。這種將生存智慧淬煉成推動文明進階的永恒動力，不僅塑造了湖南先民“飯稻羹魚”的生存范式，更讓長江中游成為與黃河流域并駕齊驅的文明策源地。
方罍之王——實證商文化過江
它擁有攝人心魄的氣勢，以云雷紋為地，上飾獸面紋、夔龍紋、鳳鳥紋，精妙絕倫的錯層鑄造工藝令紋樣層疊相生，在青銅冷峻的幽光中，凝固著先民對神祇的虔敬、對自然的禮贊，更鐫刻著上古文明的精神密碼。
眼前這尊莊重神秘的青銅重器名叫皿方罍。罍是流行于商晚期至春秋中期的大型盛酒器和禮器，分圓、方兩種，其中方罍出土極少，而湖南博物院收藏的這尊方罍通高80多厘米，整器集立雕、浮雕、線雕于一身，是中國青銅文化鼎盛時期的代表作品，也是迄今為止出土的方罍中最大最精美的一件，被稱為“方罍之王”。
“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痹凇对娊洝ぞ矶分?，青銅罍承載著周人綿長的情思，但誰也想不到，當時空流轉3000年，皿方罍的歸家之路正與這般詩境形成凄美互文——自1919年湖南省桃源縣農民艾清宴發現之后，皿方罍便開啟宿命般的漂泊：器蓋落入一軍閥之手，器身卻杳無音訊……
直到1950年，軍閥周磐在昆明被捕，為減免罪罰，他交出了皿方罍器蓋，后轉交湖南博物館收藏。而器身先后輾轉法國、日本、美國，直至2014年，湖南人用“眾籌”的方式，經過艱難的談判，最終將皿方罍器身洽購回國。2014年6月28日，在人們的見證下，最終蓋身合一，完罍歸湘。
作為古代中國燦爛文明的一個載體，皿方罍不僅充分反映了中國青銅器鑄造鼎盛時期的高超技藝，也是商文化過江的絕佳見證。皿方罍器蓋上鑄有“皿而全作父己尊彝”八字銘文，器身則鑄有“皿作父己尊彝”六字銘文?！懊蟆笔巧讨軙r期一個大族的族徽，“而全”是人名、“作父”是為父親所作，“尊彝”是禮器統稱，由此可知，這件青銅器是皿氏家族的而全為祭祀父親而特意制作的禮器。
雖然考古發現表明，湖南一帶在商朝中前期已掌握了青銅鑄造技術，但要鑄造如此精美復雜的方罍重器還缺乏能力，而且方罍的器形、紋飾、銘文完全屬于中原殷墟風格。古時遠離中原的湖南為何驚現如此重要的青銅重器？
其實，除皿方罍之外，湖南境內還出土了許多人們耳熟能詳的商周時期的青銅器皿王者，如寫進歷史教科書的四羊方尊、全國發現的唯一一件以人面為主要紋飾的大禾人面紋方鼎、被考古界尊為“瓿王”的獸面紋巨型瓿……只是令人困惑的是，這些青銅器大都以偶然的方式出土于以湖南省寧鄉市炭河里為中心的溈水流域，寧鄉也因此被譽為“南中國青銅器之鄉”。
隨著考古發掘的不斷深入，寧鄉“青銅器群南現”之謎逐漸有了科學支撐——炭河里乃是商周時期長江中游地區規模最大的區域性中心城邑，因此，專家推測，這些青銅器可能是殷周鼎革之際中原商人南遷時帶入湖南，但也有人推測可能是周王朝“封建親戚，以藩屏周”戰略下，對南方功臣賞賜的宗廟重器。無論是被迫遷移還是國家分封，可以肯定的是，商人南遷不僅為湖南帶來青銅重器，最為可貴的是青銅鑄造技術和青銅匠人，不僅使湖南成為商周青銅器窖藏最密集的區域，更推動了長江流域青銅文明的本土化進程——其中尤以青銅大鐃的鑄造技藝最具代表性，這是中國南方獨樹一幟的青銅樂器。
據統計，目前全國已發現商周青銅大鐃130余件，湖南以逾70件的數量獨占鰲頭，現藏于湖南博物院的象紋大銅鐃堪稱巔峰之作，這件重達221.5公斤的“鐃王”，其器身布滿層疊云雷紋與浮雕式獸面，甬部鑄有象征神權的象紋符號，堪稱中國現存最重的商周青銅樂器。這些鐫刻著中原禮樂基因卻又融合南方審美特質的青銅瑰寶，恰似文明長河中的璀璨浪花，既印證著華夏大地“多元一體”文明格局的演進脈絡，又見證了中華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的偉大進程。
朦朧入夢，回轉千年，今天當人們站在湖南博物院的展廳前，沿著歷史的長河溯源而上，依然能感受到，它正召喚著我們，透過它，去探尋歷史、回望來路。
部建筑節能與科技司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