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象崗山陵的封土拂去2000年塵埃，南越文王趙眜的地下宮闕如時光膠囊般豁然開啟——2291片絲縷玉衣如星河凝固，映照著漢時明月，“文帝行璽”龍鈕金印的田字格中，仍留存著秦篆遺風；銅提筒上的海船紋里，浪花仿佛還在拍打著2000年前的船舷……

時至今日，南越王博物院守護的不僅僅是數千件文物，更是一個璀璨的時代，這些出土的瑰寶，不僅拼接出秦漢嶺南“納百川而成其浩瀚”的壯闊圖景，更生動再現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恢弘歷程。

舟楫絲路　番禺奇珍

波斯銀盒幽光流轉，非洲象牙溫潤如脂，紅海乳香余韻依稀，金花泡飾閃耀著地中海與西亞的技藝華彩……在展廳林立的典型西漢文物間，這些浸潤異域風華的珍寶卓然獨立。它們并非尋常之物，乃是2000多年前南越文王趙眜生前深藏的愛物。

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南越武王趙佗薨逝，其孫趙眛（趙胡）繼位，史稱南越文王。趙眜在位16載，政績寥寥，卻將南越宮廷的奢華美學推向極致。展廳內這些迥異于中原漢器的奇珍，不僅昭示主人的崇高地位，其獨特形貌紋飾更訴說著南越宮廷與遙遠世界的非凡連接——海絲之路。

番禺（廣州），北倚五嶺，南臨大海，坐擁珠三角腹地與三江交匯之利，自古便得天地之厚贈。這片水網交織、通江達海的沃土亦滋養了南越先民逐波踏浪的魂魄，史載“越人善舟，習于航海”。展廳中的出土文物——銅提筒，正是這段輝煌航海史的精妙見證。作為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最富地方特色的器物之一，其外壁刻有四組船紋，描繪了一支大型作戰船隊凱旋的場景。船體繪出甲板和櫓，船內分艙，滿載戰利品，還刻繪出海鳥和海魚。這是迄今為止發現規模最大、描繪最完備的古代海船圖形，表明當時南越已具備制造大型海船的能力。

秉承“敢為天下先”的開拓精神，南越先民們踏上了前往神秘西域疆土的征途，他們的航跡，遠涉東南亞與南亞的萬頃碧波，更將探索的觸角延伸至紅海之濱的遙遠彼岸。這不僅帶來了異域的珍寶，也帶來了文明的交融。

上世紀90年代末，在南越王墓發現的10多年后，同樣屬于南越時期的一座地下宮殿浮出水面，令人驚詫不已的是，在專家們修復之下，這座沉睡2000余年的王宮御苑，竟在許多建筑細節上流露出萬里之外的異域風情。御苑遺址中出土了大量八棱石柱，其材質與形態皆迥異于中國古代傳統的木質立柱。然而，類似的八棱柱造型，卻在古印度早期佛教建筑桑奇大塔的石質圍欄上大量出現。

南越國開辟的南海交通網絡，為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初步成形奠定了基礎，漢武帝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拓展對外交通貿易，并派遣使節出使南海諸國，大規模官辦商船出海從事官方對外貿易，標志著“海上絲綢之路”的正式形成。

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和日益繁榮，嶺南的社會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廣州城（番禺）已逐漸發展成為中外商品的集散中心，并躋身西漢早期全國九大都會之列。《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

金輝玉映　曠世精品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南越國第二任君主趙眜去世，時年43歲。這位生前盡享百越風華的君主，死后亦為自己營造了一座奢華至極的地下陵寢。其墓劈山為陵，氣魄驚人，工匠自象崗山頂深鑿20米，開掘出平面呈“凸”字形的巨大豎穴，營建起一座坐北朝南的龐大地下宮殿。陵墓嚴格遵循“前堂后寢”的禮制格局，前后七間墓室，皆由750余塊厚重的紅砂巖砌成，滿滿當當地擺放了墓主生前所用之物——共有1000多套、1萬多件，其數量之多、品種之全，世所罕見。

其中，玉器是墓主人最重要的陪葬品。漢代上層貴族盛行佩玉之風，深受漢文化影響，南越國也延續了這種傳統。南越王墓共出土244件（套）玉器，分為玉容器、玉帶鉤、玉配飾、玉劍飾四大類，反映了南越國崇玉、尚玉的特色。

眾多別具匠心的玉器中，西漢透雕龍鳳紋重環玉佩尤為突出。玉佩由內外雙環構成，內環里的龍伸出前爪，外環里的鳳立于龍爪之上，龍鳳顧盼生姿，兩股力量在直徑不足12厘米的空間里形成永恒的張力。玉工在雙環相接處巧施透雕，讓龍鳳身軀若斷若連，恰似《周易》中“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哲學具象——龍的雄渾為陽，鳳的婉麗為陰，雙環相扣的構圖暗合陰陽調和，而穿透玉料的光影流轉，則讓陰陽二氣在方寸之間生生不息。此玉佩不僅是漢代玉雕中罕見的藝術瑰寶，更是中國藝術設計史上的典范。2000多年前，它曾作為墓主心愛之物，覆于其右眼之上，如今跨越時空，它作為南越王博物院的院徽，繼續照耀著一座城市的精神年輪。

生者佩玉，以比其德；亡者殮玉，以慰其靈。隨葬用玉在漢代表現得更為極致，時人篤信玉能永固精氣，不令消散。趙眜的喪葬儀軌，實行了完備的珠玉斂葬：墓主身著絲縷玉衣，頭枕珍珠枕，口含珍珠團，面覆玉“覆面”，胸蓋玉“珠襦”。棺槨內外更陳設玉璧多達47塊。

最引人矚目的當數這件絲縷玉衣，根據穿綴玉片的絲線材質不同，玉衣分為金縷、銀縷和銅縷三種等級。然而，展廳中的這件玉衣卻獨樹一幟——既無文獻可稽，亦無考古先例，是迄今為止所見唯一一套形制完備的絲縷玉衣。這件玉衣由2291塊玉片組成，以紅色絲線精密編綴，較之金、銀、銅縷的冷峻，絲縷玉衣仿佛多了一份溫柔。

在展廳的玉器星河里，銅承盤高足玉杯亦熠熠生輝。此杯出土時陳列于墓主身側，通體以金、銀、玉、銅、木五材精構，由高足青玉杯、三龍拱托架及銅承盤三部分契合而成。人們猜測，這件杯子有著很特別的用途——或為南越王承聚仙露、服食長生不老藥的器具。

除玉器外，展廳還陳列著璀璨奪目的金器珍品，尤以“文帝行璽”龍鈕金印最為耀眼。這枚金印堪稱國之瑰寶，是中國考古發掘出土的首枚帝王印璽，亦是迄今為止發現年代最早的龍鈕印璽。

此印為方形，重148.3克，含金量98%，印鈕設計獨特，為一蜷曲盤踞的游龍，其龍首、龍尾及四足巧妙地分置于印面四角之上，姿態蓄勢待發，似欲騰飛疾走。印面采用田字格布局，以小篆體陰刻“文帝行璽”四字，筆力剛健，盡顯秦篆遺風。

除“文帝行璽”金印外，南越王墓還出土了“泰子”（“泰”同“太”）龜鈕金印與“右夫人璽”龜鈕金印。“泰子”金印也是首次發現，在傳世印璽中未曾見過。

歷史上發現的璽印大多為銅質、玉質或者水晶質地，金印的數量極其稀少，現存于世的僅有12枚。12枚金印中屬東漢的有8枚，屬西漢的有4枚，而僅南越王墓一處，就集中出土了3枚西漢金印。一件件曠世精品，不僅印證了南越國的強盛，更訴說著這片土地上那段既隱秘又輝煌的歷史。

2025年，南越王博物院通過全球投票評選出十件“王的寶藏·鎮院之寶”，依次為：“文帝行璽”龍鈕金印、錯金銘文銅虎節、透雕龍鳳紋重環玉佩、絲縷玉衣、銅承盤高足玉杯、圓雕玉舞人、犀角形玉杯、“蕃禺”漢式銅鼎、“萬歲”文字瓦當、波斯銀盒。

長安質子　南越變奏

漢式鼎，以“矮蹄足”為典型形制，器身肅穆沉雄，通體凝結著中原禮儀文化的莊重威儀；楚式鼎，身形修長，靈動飄逸，盡展楚地巫風浪漫的生命張力；而越式鼎則融匯漢風、兼采毗鄰楚滇之長，淬煉出獨具一格的南越氣韻——形制自由奔放，風格質樸鮮明，于渾樸中躍動著南國先民的熾烈性情。

展廳中這些跨越時空的遺珍，留給世人的遠非驚鴻一瞥的驚艷，更是多元文化并置、碰撞與重構的鮮活見證。而這種文化交融的特質，在南越國第三代王——趙嬰齊的生命軌跡中體現得尤為深刻。如果說趙佗是南越國的開創者、趙眜是南越文化的鞏固者，趙嬰齊則是南越文化與漢文化深度融合的推動者。

作為南越儲君，少年時的趙嬰齊生活在繁華鼎盛的番禺王城，接受著王室的熏陶與培養，為日后的人生軌跡奠定了基礎。其間，他遵循曾祖父趙佗推行的“和輯百越”的民族政策，娶越女為妻，生長子趙建德。本可循著祖輩擘畫的軌跡，做一位謹守祖訓的守成之君。

命運的轉折始于一場邊陲危機。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閩越王郢趁趙眜新立未穩，出兵進犯南越國。危急關頭，趙眜向漢朝求援，漢遣軍征討閩越。戰爭結束后，漢武帝派嚴助出使南越，要求南越文王趙眜入朝謝恩，趙眜稱病，派太子嬰齊到長安為質。自此，趙嬰齊揮別故土，在長安以質子身份宿衛朝廷。

趙嬰齊抵達長安時，漢興已有70余年，在長安為質期間，他接觸到漢朝禮法，學習中原制度，在長期耳濡目染下，他深受漢文化的浸潤與熏陶。這種文化上的影響，悄然改變著他，為他日后的行為和理念奠定了基礎。

在繼任為南越王之后，趙嬰齊主動廢去了趙佗、趙眜在位時所稱的帝號，在國中改稱“國王”，并將先帝的玉璽深藏，以示對漢敬畏。他還上書朝廷，請求封漢女樛氏為王后，立其子趙興為太子，表明臣服之意。這一系列舉動不僅體現了他個人的情感選擇，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南越國在文化、政治等方面與漢文化的融合埋下了伏筆。

趙嬰齊統治南越時，政治上廣泛采納漢王朝的治理體系，經濟上積極引進中原先進技術，這些舉措為嶺南地區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推動了嶺南與中原的融合進程。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越王趙嬰齊去世，謚號“明王”，其子趙興即位，尊生母樛氏為王太后。在漢使安國少季的游說下，趙興與樛太后欲內附歸漢。此舉遭三朝元老丞相呂嘉反對，并于公元前112年發動政變，殺害趙興及樛太后，擁立趙興之兄趙建德為南越王。漢武帝震怒，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發兵十萬征討南越。《史記·南越列傳》載：“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一座近百年歷史的王都在熊熊大火中灰飛煙滅。至此，傳國五世、享祚93年的南越國滅亡。

1995年，人們在廣州市中心的中山四路發現了西漢南越國宮署遺址，從中發現了紅燒土層和成層炭屑，其下掩埋著殘缺板瓦、筒瓦和“萬歲”篆字瓦當及卷云紋瓦當，筒瓦中有“公”“官”“盧”等文字戳印，證實了《史記》的記載。

在滅南越國后，漢武帝分其地設南海、合浦、蒼梧、郁林、交趾、九真、日南、儋耳和珠崖九郡，嶺南重歸中央王朝直接管轄。嶺南與中原的聯系與交流得到進一步加強，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與中央王朝漸趨融合，成為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